从事业线来看,高加林也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人。他的人生历程,从当代课老师到前往县城当记者,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农村。作为一名知识分子,却难以运用自己的特长获得成长和发展,反而在经历了短暂的收获之后,又回到了农村,不得不说是一种人生的悲哀。“这几年我们看到在国际电影节上出现的中国导演的面孔越来越年轻,他们的作品也越来越多样化,彼此之间的差异性特别大。之前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还有一些特定的想象,现在他们这个心态就放平了,他们知道中国如此大、如此复杂,中国电影的产量如此多,由此会推导出中国电影本来就是个性非常多样的领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