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者认为,《余生那些年》当中的爱情线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,但亲情线却细腻真挚,让人几度潸然泪下。这场疾病阴云下的情感救赎,显然在家庭当中完成得更为出色。当患者面对疾病时往往成为一个不具备自主选择性的个体,人文学者米歇尔·福柯就提出了“病人的主体性在整个诊疗过程中是被抽离的”观点。显然,在家人的鼓舞和包容下,茉莉选择诊疗并试图康复,希望恢复主体性的身份。与其说是和人的爱给予了她活下去的勇气,不如说家人的爱才是她与病魔抗争的主要动力源。电影当中,茉莉选择表露真实心声的时刻几乎都是在家庭当中,愤怒和伤心也流露在与家人相处的时分。这样发生于家庭当中的疾病叙事,更好地帮助观众将日常生活中关于家庭的情感经验投射于影片中。沉默寡言的父亲、温柔善良的母亲、体贴稳重的姐姐构成茉莉家庭的全部,这对于观众来说无疑是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进行代入式的共情,从而完成了从道德他律到情感自律的转化。这也是这部影片为数不多的出彩桥段。《我在他乡挺好的》聚焦在大都市打拼的异乡人。在人口流动非常快的大都市,数以百万计的异乡人或多或少都有着漂泊感和孤独感,而这种感觉在女性身上又会更加明显。剧中的纪南嘉、乔夕辰和许言,虽然在职场和生活中顶着各种压力、面对各种困惑,却始终努力工作并积极融入北京这座大都市。她们始终相信,在万家灯火中总会有一盏属于自己的微光。她们代表着千千万万在异乡打拼的女性,她们的辛勤付出时而化作汗水、时而化作泪水,努力浇灌着生命之花灿烂绽放。